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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一代风流》1969年版第38章（美国记者李•爱德生的传记性著作），后载于《人物》1982年第五期
钱学森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的火箭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在36岁时已是一位无可置疑的天才，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由于这些原因，我提名他为科学顾问组的成员。
无视他的学识、名望以及为美国利益所作的贡献，美国情报机关在1950年指控钱学森是外国共产党分子，硬说他对他所居留的国家构成危害。当他打算动身回归中国时，他被移民局逮捕，关押在拘留所里两个星期。随后，他被滞留在美国，违背他的意愿达五年之久，经常受到被放逐的威胁。1955年，他在饱尝不公正待遇的辛酸后，收拾行装，返回祖国。
今天，钱学森在红色中国的科学界居于显著地位。新闻界曾一度谣传他参与了中国核弹的研制工作。这可能并不确实。不过他早期对核火箭技术的兴趣，有可能使他在中国的核研究和发展方面起了某种作用。无论如何，美国实际上并无真正站得住的理由，就把最出色的一位火箭专家奉送给了红色中国。
对美国的这一悲剧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为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从头讲给你们关于钱学森的故事。他出生在上海（实际是杭州，译者注），在他称为古老中国庄严中心的北京长大。在那里，他进入一所专为富有才能的青年设立的中学。接着去上海交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1935年，他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前往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36年的一天，他来看我，征询关于进一步进行学术研究的意见。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抬头看到一位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他思维的敏捷和富于智慧，顿时给我以深刻印象。我建议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深造。
钱同意了。他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它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物理图象的非凡能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帮助我提炼了我自己的某些思想，使一些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这种天资是我所不常遇到的，因而他和我成了亲密的同事。
他很快引起学院其他教授们的注意。记得有一位卓越的理论家，物理系的保罗•爱泼斯坦教授曾对我说：“你的学生钱学森在我的一个班上。他才气横溢。”“是啊，他很好。”我回答。“告诉我”爱泼斯坦眨了眨眼，诙谐地说：“你是否觉得他有犹太血统？”
钱常喜欢到我家做客。由于他饶有风趣的见解和诚挚率直的风度，我的妹妹总是很欢迎他的到来。他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各种新颖的思想，使我们为之倾心。我记得在实验导弹的早期日子里，钱意识到导弹日益增长的早期日子里，半开玩笑地建议在美国设立一个被他称为喷气式武器部的新机构，在那里应能集中力量研制导弹。他当时指出，这里的技术同操作其他类型武器所要求的技术完全不同，必须委托给军事部门的一个新团体，要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思想方法去进行研究。后来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他甚至还建议我们成立一个学会来促进喷气推进技术。
来实现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助推起飞研究计划，钱有过重大贡献。后来，他接受了我的邀请，参加了空军科学顾问组。大战结束前夕，我兴高采烈地带他一起到德国去考察希特勒的秘密技术发展情况。钱同休•德莱登博士、弗兰克•华登道夫博士一起，视察了著名的柯切尔和奥茨塔尔，使华登道夫得以提出建议在美国设立类似装置，这导致在图拉霍玛创立阿诺德工程中心。我发现，是钱和我在哥廷根共同审问我昔日的老师路德维格•普朗特。这是一次多么不可思议的会见啊!现在把自己的命运和红色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我的杰出的学生，与为纳粹德国工作的我的亲密的老师会合在一起。现在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境遇，它把对生活毫无追求，只望和谐地共同工作的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分隔了开来。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里，钱并不是最为一般人爱戴的教授，因为他严厉、性情急躁，对学生显得有点傲慢。不过，我并不这样看，我认为对于学生来说，同他接触，了解一下他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技术问题的颇有益处。他对我一直非常尊敬。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亲密的朋友，他总是用那种古老的中国方式称呼乎我为“我尊敬的老师。”在中国，这也许是一个人能给与别人的最高赞词了。1947年2月，我愉快的推举他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
此后不久，钱收到中国的来信，说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决定回祖国去安抚年迈的父亲，这是他12年来第一次回国。几个月后，在一封长信里他十分详尽地告诉我他在祖国见到的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当时那里是在国民党人手里。他还告诉我关于我以前的几个学生的情况。信的结尾他顺便告诉我，他已经和一位名叫蒋英的姑娘在上海结婚。他准备把她带来美国。她是一位具有歌唱家天才的可爱的见多识广的人，曾在柏林研究过德国歌曲，后来在苏黎世接受一位匈牙利女高音歌唱家的指导。钱爱好音乐，看来他很幸福。我也感到高兴，他终于找到一位具有国际知识的妻子。
有一件事他没有提及，是我后来听说的，他在中国时，曾拒绝接受要他担任母校交通大学校长职位的聘请。
他刚到麻省理工学院后，我不认为我或者我们中任何人会想到存他的档案中会出现什么麻烦。他继续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两年左右，然后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喷气推进课程的“戈达德”教授以及丹尼尔和佛罗伦斯•古根罕姆喷气推进中心的领导人。这个机构是丹尼尔和佛罗伦斯•古根罕姆基金会主席哈里•古根罕姆为了鼓励这种令人激动的的新推进技术进行研究，而于1949年设立的。钱对于发展核能发动机的可能性深感兴趣，并期望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相应的研究工作。实际上他在1 9 4 9年已经写过第一篇=关于核火箭技术的出色论文，至今仍被认为是这个领域中的一篇经典性名著。
可是正在这时候，在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了全面追查。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雇 员们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几乎每天都发生 对大学、军事机关和其它机构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事件。加州理工学院，这所素有维护许多奇特的、独立的科学家名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注意。凡是于1 913 6年至1 9 3 9年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生活过的人，都有被视为四十年代中不可靠分子的危险。后来，许多好人为了证明自己无罪，不得不在申诉过程中为那些令人窘迫和厌烦的审查程序付出代价。
有一天，怀疑终于落到了钱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时要他接发一个名叫西德尼•奎因包姆的化学研究员，此人曾在一个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案件中提供过伪证而正在帕萨迪纳受审。钱同他有过一般交往，为他介绍过职业，还曾去过他家欣赏古典音乐。钱拒绝揭发他的朋友。有人告诉我说，这就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注意。然而，可能早在开始审讯奎因包姆和他的朋友时，事情就已经开始了。总是，结果在1950年7月间，军事部门出乎意料地突然吊销了准予钱参加秘密研究的证书。
钱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他去找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申明失去了接触机密证书，他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的研究。他感情激动地说，他宁肯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再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在美国。杜布里奇安慰她，希望他保持镇静，建议他对这个决定提出申诉。但是，钱并不想提出申诉，因为，他感到，正像他的许多朋友遇到的那样，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一个异邦的中国教授不会有多大希望打赢这场官司。何况钱又是那么骄傲，他不认为他必须向当局证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如果有人由于我曾同匈牙利短命的贝拉贡政府一度合作而诬指我与共产主义有牵连，我相信我自己的反应大概也会同和钱一样。
当钱的接触机密证书被吊销时。我正在欧洲我从杜布里奇院长那里听到这消息后，立即写信给钱，表示我的震惊，并告诉他我将为他做我能做的一切。许多重要人物出来声援钱。杜布里奇博士同华盛顿各方面进行接触。后来担任航空喷气通用公司总裁的比尔•济斯茨去到五角大楼，要求海军情报局局长英格利斯海军上将重新审查这个案子，但无济于事。
钱会见过丹尼尔•金布尔。拿布尔作为海军次长，对钱在喷气推进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钱告诉金布尔，如果不恢复他的证书，他打算回中国去。但是毫无结果。这样，钱就定下决心，打电话给这位次长，说他已经准备动身了。
金布尔十分激动，随即通知了移民局。事后金布尔私下对我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怕钱回到中国使共产党人得到有关美国喷气推进研究的军事秘密。他也不愿意看到美国失掉一位宝贵的科学家。
我不免想到，金布尔可能担心的是，如果钱真是去了红色中国而带走机密，一定会引起他本人同海军和国会之间的麻烦。当金布尔把钱的意思告诉移民局时，我肯定他曾认为这样做不会使钱遇到不幸。他大概以为，移民局的特工人员大不了暂时滞留钱一段时间，然后让他回帕萨迪纳。实际上，金布尔的确告诉过我，他以为既然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这个案子一定会弄清楚的。然而，后来事情竟然这样快地变糟，我想金布尔也会感到惊奇甚至震惊。一位同事告诉过我，移民局在政府各部门中是最专横的一个。看来这是确实的。他们不仅拘留了钱，搜查他，粗暴地对待他，还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中把他拘留了十四天，直到收取了巨额保释金以后才释放了他。后来事情竞发展到了极点。海关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八百多公斤书籍积笔记本。他们硬说其中有机密材料。全世界各国的报纸都刊登新闻说：一名“共产党间谍’’企图携带税密文件离开这个国家。当然，这都是谎言。事实上我听说，钱是足够光明正大的。在他打包以前，曾把所有资料交克拉克•米利根检查过。接着，帕萨迪纳的美国检查官在审查了钱的所有材料之后，辨明钱是无罪的。
可是，在1950年10月，移民局根据麦卡锡法案，发布放逐令。宣称钱是一名外国共产党分子，因为他是在1947年非法地再度进入美国。这样一来，这位仅仅在两年前还获得美国政府最高赞扬的骄傲而又教养的人，发现自己不仅完全处于被迫害的境地，而且处于被抛离他曾为之工作过的这个国家的危险之中。
钱变得十分忧郁。他已经不能集中精力去研究技术问题了。它的许多同事，特别是威廉•西尔斯和佛兰克•马勃教授都找他谈过话，试图安慰他。我从欧洲打电话给他，当时我正在那里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一个航空研究机构。我想使他相信，在美国很多人不信任科学家，特别是那些带有外国口音的科学家。我劝他冷静地看待这些，不妨埋头读书，或者撰写论文。开始钱似乎被我说动了，但很快又陷入消沉，我真的时时为他的心情担心。
我和我的所有同事，包括克拉克•米利根，杰出的欧内斯特•沃森教务长，威廉•济斯茨，乔治•谢勒，以及杜布里奇院长等，都确实相信，钱不是共产党员，最多不过是曾同某些后来被认出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者的人有过一般社交关系。而且，我们中不少人都觉得既然迫害前的这些“证据”不可能被法庭所接受，移民局必是捕风捉影，所谓的证据也是全然不可信的。曾经有好几种说法。我的朋友马勃教授告诉我，其中一个说法是：两名洛杉矶警官说他们曾经在其形容为是共产党员登记卡的卡片上，见到过钱的名字，但却不是钱本人的笔迹，似乎还提出过其他疑点。
马勃教授还告诉我，一位共产党教授曾被要求提供证明，证实钱是共产党。最初这位教授拒绝作证，他说对钱的指控是不真实的。后来他被起诉，政府威胁他说，因提供伪证罪他将被判处四年徒期。于是他旋即改变口气，作了“伤害性”供述，说他“设想”钱是一名共产党人，他在一次所谓共产党会议上好象看见过钱。
帕萨迪纳移民局下令驱逐钱出境，甚至带有威胁地指控说，如果钱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就要判他以伪证罪。作为事情的完结，钱被滞留美国达五年，以致中国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监禁了一个中国公民。
拘留钱的目的，是要使他当时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变得陈旧过时。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但必须每月向移民局作一次汇报。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未放弃回 中国去的打算，因为他觉得，只有中国在真正营救他，而且在那里他会得到应有的礼遇。或许和钱的想法一样，我觉得，由于我和华盛顿的密切联系，我本来可以为他做更多的事。令人痛心的是，处于这种荒唐的年代，这种局面一旦出现了，即使你有最强的赞助，也帮不了多少忙。
钱学森、他的妻子蒋英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于1955年离开了这个国家 。有传闻说，他是与一个红色中国手里的盟军俘虏在华沙进行了交换，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真的。无论如何，中国政府乐于请他回到中国。于是，美国火箭领域一位最伟大的天才，我的一位杰出学生，就这样交给了共产党人。
1956年，我收到钱的来信，邀请我去北京出席本杰明•富兰克林纪念会，并重游我在清华大学工作过的地方。他还说，我休想再同他的孩子们谈天了，因为他们把英语看成是一种滑稽语言，而不再能用英语会话了。不幸我无法前往，不得不辞谢。此后在1960年，在他给我的信中，针对我发给他的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以刻板的语气说，如果台湾代表也被邀请，他就不能出席，因为中国只有一个。我写信回答说，在这个会议上没有国家的代表，只有科学家。
今天，钱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并且我猜他是中国火箭技术的领导人之一。我听说，他住在学院附近的一所院子里，很少离开他的国家。只有一次在他访问莫斯科时露过面。我不知道他在北京是否比在这里更愉快些。
我相信在五十年代安全保障已成为无法控制的问题了。我并不反对合理的安全保障，但必须指出，政府在这方面往往制定了一些愚蠢而有害的法律。我记得，当艾伦•努恩•梅赫克劳斯•福克斯二人出卖秘密计划给敌人而定罪这一案件在英国公开后，人们纷纷讨论过安全保障问题。对这种特务工作的效果，我深信在公众心目中是有言过其实的。重要的是在于弄清楚对方所最感兴趣的是什么，而这往往是无需很深的研究就可以发现的。如果我了解所考虑的主要线索，我就能解决整个细节。
我记得有一次在俄国，一位女科学家问我，是否有什么关于在可移动载荷下冰层强度数学理论的研究资料。我回答她：“啊！你对于坦克在冬天渡过贝加尔湖冰面的问题一定是颇感兴趣的。”这位女士脸色顿现苍白，显得有些神经过敏。我微笑着说：“别着急，关于这个问题有一部名著，那时霍姆赫兹在1870年写的。”
政府部门一般无力看到未来的广阔图景，结果他们的许多代表人物都变成迂腐之士。在德国，譬如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个德国工人如果被发现非法从工厂里带出一只螺钉，就会被当作间谍枪毙。但是，德国当局并不反对公开出版奥托•哈恩教授关于核裂变的论文，或者也不反对哈恩的同事利丝•梅特纳出境到瑞典去。在那里，她终于设法把分裂原子的情报带给哥本哈根的波尔，随后又由波尔转递给了美国的科学家。正是德国人自己为美国发展原子弹锻造了一节最为重要的链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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